疯到刻骨的新东北文学代表

和双雪涛、班宇被合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的80后作家郑执，以从类型小说转向严肃文学的首作《仙症》名动文坛。

这部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叙述的短篇小说，是通过“我”也即周正的第一人称口吻，回忆自己（口吃患者）和大姑父王战团（癔症患者）的坎坷命运。

因文革阵营对立而“疯”的王战团，因达不到父母期望而受虐的周正，两位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同病相怜”，一个沉寂而死，一个却成功逃离，“从此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小说用两段平行发展但又互为映照的个人史，牵连出时代浪潮、社会规训、原生家庭等分属于两代人的困惑和疼痛，具有鲜明的现实时空特征。

其实这正体现了“东北文艺复兴”文学突出的历史意识：《仙症》里有饱含故乡情结的东北元素描写，比如公有旧体制的时代烙印和源自萨满的“出马仙”迷信。但最重要的，是对父辈在社会转型中失落挣扎、“我”又被父辈和“东北”所伤而苦痛绝望的真切捕捉。

这种写作既充满私人色彩，是个人经历和父子代际间复杂连接的体现，又因厚重悲凉的时空大背景，而具备了历史性的气魄。

更强调主角间连接的丰满改编，

葛优又一表演高峰下的东北家庭群像

而由飘渺玄妙的“《仙症》”变成具体生动的“《刺猬》”，由郑执亲自操刀、顾长卫呈现的电影改编，既还原了小说中的荒诞质地，充满东北这片土地的狂野魔性；也丰满了王战团和周正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刻画，更扩展了这个故事作为“家庭故事”、“成长寓言”的维度。

将“困于家庭，逃离家庭”的主题凸显出来，使之更加能获得青年观众的共鸣。

首先需要说明，《刺猬》在对《仙症》影像化的过程中，去除了原著中某些扎眼的部分。

比如王战团（葛优 饰）发疯的时间点被后移到了80年代的一次“理想被残忍浇灭”的远洋航行，文革背景被隐没；又比如小说中“出马仙”的超现实灵蕴被抹去，神婆赵老师（任素汐 饰）成了最终被警方抓获的大忽悠、诈骗犯。也正因这两点，某些评论对《刺猬》的改编有不满、抱怨，这可以理解。

但从成片来看，《刺猬》却并未因这两处改编而太多影响到其魔幻气息：葛优版王战团即使不提“指挥刺猬过马路”、“屋顶飞行”、“徒手抓烟”等种种离奇行为，不发疯时也自然流露出一股超脱于世的狂禅色彩，为电影锚定了一个半是现实、半是超现实的悬幻语境。

加之顾长卫表现化的场景构建和倾斜摄影，更显得从80年代到00年代的沈阳，是一个“属于疯子的空间”：新老经济形态、陆地和海、自然和城市、常人世界和精神病院并存的世界，比“漫长的季节”更漫长的魔幻二十年。

而在这样的电影空间里，王战团和周正（王俊凯 饰）两位受难主角的家庭史，以及两人间惺惺相惜的关系，都得到了比小说中更完整的刻画。

虽然小说中“叔侄比天线”的重要段落被删除，但电影中王战团和周正的关系被大大深化，他们是放学路上和家庭聚会里的老少活宝，是能在被大家庭排斥时共上高处的忘年之交，更是互为彼此困境感到痛苦的镜像映照。

当母亲感叹周正“差点就成了王战团”时，他能坦然地说“我就是王战团，只有他把我当正常人”；当他最终感叹“我们已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时，浮现的是和王战团一起遨游大海、逃离规训束缚的幻想场景。

这样“你就是我”的感人连接，这样饱含“悲观乐观主义”的收尾，抑制了原作冷中带狠的调性，传递给观众的，是“愿我们再不会被万物卡住”的温暖达观。

电影中的王战团，虽然还是一个俗人眼中行事怪异、妙想联翩、凡事都要问个“应不应该”的执拗怪人，但他面对周正时的天真浪漫、善良可爱，以及纠结于家庭情感的柔软和苦涩，都显然比原作中那个被第一人称回忆出来、略有距离感的“疯子大姑父”形象，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弦。

有赖于剧作中更细致完整的人物线描写，葛优对王战团的演绎远远超越“装疯卖愣”的层次，他骨子里的戏谑气质将《刺猬》扭成了半部喜剧，而执拗、天真的部分却又显得如此悲凉、冷清……对子女的牵挂、对周正的关爱和情感起伏，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感染能力，将“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家拉到了亲情牵绊的人间。

集超脱、旷达的狂禅精神和入世、痛苦的平凡生活于一身，葛优的表演已臻化境，郑执说这是他“继《活着》后严肃表演的又一高峰”，此言非虚。

而电影中的周正比起小说，显然也被郑执加入了太多“个人书写”的印记。原作中父母的戏份其实极少，但在电影中，父亲（耿乐 饰）的肢体暴力和精神凌虐成为除“请神治病”外，周正被压迫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许多家庭父子关系的缩影，也更加强化了周正逃离家乡沈阳、七年不归的动因——多年后回家给父亲一个台阶下的些微示好，分明展现出周正对父的同情，但在程度有限的和解背后，却仍是“我不原谅”的坚定决绝，想必许多为原生家庭阴影所困的观众而言，这句铿锵有力的审判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王俊凯的表演既“轴”又“狠”，能够成功演绎这样单一“愤怒”能量主导、在隐忍中爆发的青年角色，已然突破了以往的自我，值得鼓励。

除了这对“怪人姑侄”的心灵苦旅外，《刺猬》还“润物细无声”地刻画了东北大家庭的鲜活群像和情感纠缠，以及家庭成员们各自令人感叹的命运变迁……尤其有大姑（李萍 饰）对王战团的爱和愧疚——这种相互拉扯、相互亏欠的虐心关系，也赋予了短小凝练的《仙症》以“家庭史诗”的厚度。

在近些年大小屏幕上的“东北往事”之中，《刺猬》无疑又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人顾长卫和青年人郑执的跨代共鸣

对《刺猬》现有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提到，虽然这是一个有关80后东北青年郑执的故事，但对顾长卫而言，也未尝不是他的故事——

和王战团一样被动荡耽搁的创伤烙印，和周正一样不善言辞的结巴体质、从小被父母毒打的痛切经历……这样跨越时空、如此奇妙的共鸣和连结，或许正是顾长卫看中《仙症》的重要原因。

其实并不算巧合的是，和郑执所代表的新东北文学一样，顾长卫所属的第五代导演浪潮，“父辈”和“时代中的个体创伤”也是非常突出的两大主题。

一方面，在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年轻人因“黄土地”的愚昧陈腐迫切想要反叛逃离，一方面又对父辈的宽厚坚忍抱有深切的尊敬和同情，这和《刺猬》中的父子关系“竟能如此相像”。

另一方面，聚焦宏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主题，也为时间上相隔了三十年的第五代电影和新东北文学所共享——甚至，顾长卫转型导演后拍的名作《孔雀》《立春》，也是梦想者困于现实琐碎和时代桎梏的主题，而这两部作品的剧本，则又是出自60后李樯之手。

不同代的中国文化人，都有他们关于父辈、关于时代的故事要讲，事件或许是文革，又或许是下岗潮；地域背景或许是河南，又或许是东北。

但他们作品中的父母，却总是既隐忍如山，是世间美好品质的化身，又压抑愚昧，成为子女成长痛苦的来源；他们作品中的梦想家和“疯子”，也总是被社会的规训所困，最终活成了被现实引力拽到地上的悲剧英雄。

这是《黄土地》的故事，是《孔雀》的故事，如今也是《刺猬》的故事——一个属于不同年代、永远会让内心柔软的人热泪盈眶的中国故事。

（文/阿拉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