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坂元裕二也是日本影视业内鼎鼎大名的存在。

《东京爱情故事》《四重奏》《最完美的离婚》《花束般的恋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等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都出自他手。

这种强强联合的效果可想而知。

要么是一加一等于二，要么就是双方太强的作者性之间会形成冲突。

在是枝裕和至今的导演生涯中，基本上他的作品都是由自己兼任导演和编剧。

这种创作路径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像语言和文字语言在表达上的一致性。

那么，当有一个强势的编剧介入时，是枝裕和长久以来的作者特质是否还能够保持呢？

这是《怪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怪物》面临的最大争议点之一。

01

单亲母亲近来发现十岁的儿子麦野凑举止十分不正常——

站在阳台上的时候突然提到什么“猪脑”；

没由来地在浴室里剪掉自己的头发，问他的时候又不说话；

带回家的保温杯里都是泥水和石子；甚至有一天回家，脚上只有一只鞋……

凑是那种日本电影里常见的小男孩，沉默文静，内向孤僻，这样的孩子很容易成为校园霸凌的对象。

校园霸凌无论在社会新闻中还是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都是一个十足热点话题：《告白》《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等作品中都在讨论此类问题。

带着这样的思维惯性，我们会觉得凑在学校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母亲也同样如此。

凑的举动显得愈发不正常。

一个原本从来不会失控的孩子，开始变得暴躁，会情绪激动，还是突然半夜跑到山洞里去待着。

当母亲找到他开车带他回家时，凑居然中途打开车门跳了出去，摔折了手臂。

想必任何一个家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惊慌失措，恨不得立马冲到学校一问究竟。母亲也是如此，准备和校方讨论凑近来种种奇怪之处，并试图解决问题。

第一次到学校时，原本应该负责此事的校长居然转身走了。

母亲诧异，但随后赶来的老师解释，是因为校长近来失去了她的孙女，所以暂时身心都无法处理此事。

见状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回家等候校方的调查。

当母亲再一次回到学校时，对方已经全副武装——

由校长带头，包括被指控霸凌凑的班主任在内一行人全都站在办公室里，随着一声令下，就对着母亲九十度鞠躬。

啊，果然是日本人啊。自然，其中班主任还要声泪俱下地做检讨，时不时夹杂着几个日式鞠躬。

过几天面向公众开研讨会的时候，校方故技重施，道歉鞠躬检讨完事三件套逐一上演。

没有什么严肃的调查，一切都如此浮于表面，似乎母亲在进入校长办公室时，她桌子上那张与孙女的合照摆放的角度都如此做作——正好朝向母亲坐着的地方。

在母亲眼中，自己天使一般脆弱敏感的儿子在学校遭受了班主任的霸凌，校方却假道歉真强势，试图通过表演出道歉的姿态来强迫母亲尽快让这件事过去，口口声声说「事实并不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学校」。

母亲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在办公室里发火动怒，却好像一拳一拳打在棉花上。

就当我们以为影片就要进入对日本国家体制的质询时，《怪物》却诡异地进入了一种被大家称之为《罗生门》式的叙事中——

母亲的视角结束后，影片转入了班主任的视角。

在后者的视角中，凑不是被霸凌者，而是霸凌者。

他一直在霸凌同班同学星川。

02

《怪物》一共分为三段，分别是三个视角：母亲的，班主任的，以及凑和星川的。

其中，第二段是对第一段的消解和洗白——

班主任不再是变态的坏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正义感的老师。

校方也不是什么日本黑校，摇身一变成了宁愿背负骂名也要维护学生的存在。

在他的眼中，是凑把星川锁在厕所里，是凑突然发疯把班里同学的书包都扔了，也是凑被同学指控虐杀了一只猫并藏了起来。

校方和他所做的一切，包括那些只有形式感的道歉，都是出于对凑和他的母亲的考虑：一个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孩子很不容易，而凑也到了升学的关键节点。

一旦这个时候他被证实存在霸凌行为，那么凑就与学校无缘了。

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凑真的在霸凌星川吗？

随着影片转入第三段叙述，真相大白的同时，影片从社会问题电影立马成为了日版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星川，一个洋娃娃一样的男孩子。他喜欢漂亮的东西，喜欢和女孩子玩，声音轻柔，动作文雅。

这样的孩子，最容易受到班上的排挤，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与众不同。

所以，就和我们小时候大多都见到过的那种故事一样，星川总是被班上的男生欺负。如果谁接近星川，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怀疑“也有问题”。

凑是一个好孩子，他知道星川其实很好，也知道霸凌不对。但是青少年就是这样，有时候为了融入一个群体，就不得不开始伪装。

所以即便凑和星川私下里关系不错，但表面上，凑却很少当着别人的面和他有接触。

甚至有的时候，迫于形势，凑也不得不在周围人的起哄声中，往星川的桌子上倒两滴墨水。

这种行为多多少少被班主任看到过，所以他觉得凑才是那个霸凌者，星川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孩子”。

星川所遭受的最严重的霸凌其实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他的酒鬼父亲。

他父亲意识到星川的“奇怪”，意识到他喜欢男孩子这件事，所以拼命想要“治好”他。

父亲总是说，星川是猪脑子，不是人，所以需要治疗。

在家庭与学校的巨大压力下，凑和星川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森林里的几节废弃火车车厢。

他们在这里为死去的小猫安葬，一起在车厢里挂满彩带和玩具，一起打闹，一起创造了一个不把他们视为怪物的世界，一个只有彼此的世界。

影片的第三段中，《怪物》终于创造出了一句经典台词：

男孩子知道每一朵花的名字这件事，一点都不恶心。

03

从故事内容来说，影片用一种不带批判的多维视角，一层层撕开了日本成年人世界的遮羞布。

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被定义好。

所有人也都甘愿成为这个庞大机器的驱动零件。

违背规则的，就会被视为异类。

特别当这一切加附于两个儿童身上，累累伤痕就会变得更加戮心。

但是，这部电影本身，是否配得上这么多赞美？

自从《怪物》首映以来，观众总是将它与《罗生门》放在一起比较。

这种比较本身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表明了《怪物》的剧作结构是不断反转的，是中性的；另一种则通过对比《罗生门》来表明《怪物》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枝裕和是一个非常擅长创造非戏剧性情感升华的导演。

他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强情节性，而是那种从日常中透出的人性之温暖，以及一种日本代表性的物哀精神。

通过这种共情，是枝裕和的作品得以能够抵达一种对于日本民族性，甚至人性的质问。

所以，坂元裕二这种情节性非常强的剧本，其实不适合是枝裕和拍。

一部电影分三段，情绪就很难酝酿起来，往往是这边情绪刚刚有点苗头，那么情节就压倒情绪，拉扯着故事和人物往前走。

就比如片中最具象征意味的设置：校方不断道歉和鞠躬的情节实际上就很有讽刺性。

但是这种情绪刚刚持续一会儿，电影就转入了第二段叙事，告诉我们其实校方和班主任，包括校长都是为了孩子好。

这样说，《怪物》的问题其实就很明显了，就是情绪与情节的冲突，文字文本与影像文本的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就使得《怪物》根本无法与《罗生门》相提并论。

《罗生门》告诉我们，人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编造故事，人性之恶是原罪；

但是《怪物》想告诉我们什么？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无辜的？

真的吗？我不信。

电影从校园霸凌这一社会议题出发，却一而再再而三为所有人做无罪辩护——

无意中撞死孙女却让老公顶罪的校长是无辜的，班主任是无辜的，母亲是无辜的，凑和星川是无辜的……

难道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这种设置无疑消减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

反转和揭秘的过程如此迅速，洗白来得如此顺畅，那么错的到底是谁？

电影中的酒鬼父亲，以及有些片段中的校长和班主任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恶才恶，为了反衬才恶，为了反转才恶。

这是编剧在操控故事，不是影片人物本身的厚度。

电影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只是为了这个剧本而存在。

《怪物》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既使得影片失去了情节的趣味性，也使得主题漂浮不定，批判之锤如同棉花做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忍不住让人怀疑，同性这个话题是不是也是被剥削性使用的一部分？

影片本身完全可以讲述两个小男孩的友谊，不需要让两个孩子看起来像是套着孩童面皮的异性恋大人一样，去讨论什么同性问题。

总之，在我看来，《怪物》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

一个庞大的、徒有其表的、虚张声势的怪物。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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